【闭幕圆桌论坛(下)】科技成功代价高,环境运动行路难

闭幕

报道/邓婉晴、周慧盈、叶原溢(实习生)

陈信行

2011年,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计划耗资600亿令吉在柔佛边加兰打造“石油提炼与石化综合发展(RAPID)计划”,工程大量毁坟灭村、严重污染,引起人民巨大反弹。台湾国光石化科技公司在次年宣布加入,并投资128亿美元置厂,但这个远道而来的投资计划,25年前已经被台湾科学界与各领域学者的广泛抗议,才不得不外移迁厂。学者陈信行认为,反污染抗争是台湾重要的民主进程之一,其规模与影响力甚至比美国硅谷(Silicon Valley)的环境运动还大。

早在1940年代,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湾设炼油厂,开始石化工业体系。在历史最悠久的高雄后劲区,半个世纪以来,市区上空永远呈现灰黑色,刺鼻的恶臭味在街上、水里无处不在,农作物毒性高。1987年,因国营企业中国石油(中油)要再建一座炼油厂,饱受污染毒害与健康威胁的居民最终群起抗争,经过三年成功堵住计划推行。但由于其有重要的政治性,这个“五轻”计划之后还是于1990年,在镇暴警察的戒护下动工。

另一个案是1970年,美国无线电公司(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, RCA)在台湾桃园设厂,营运中把含有大量致癌物质的废水倒入土壤,并把地下水抽出来让员工饮用,导致大量员工在工作期间患癌、流产、生下畸胎等,超过八万名员工受害。RCA前员工组成的自救会,在2002年对RCA公司提出集体赔偿诉讼,诉讼经过十余年,才终于在今年4月17日被判胜诉,惟那八万多名前员工中,如今只剩下400名。

从石化工业到RCA工伤案,反污染抗争一直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。回看马来西亚的反公害运动,从红泥山事件、反山埃采金、莱纳斯到边加兰的故事,其发展工业的历史脉络与政商瓜葛,都与台湾非常相似。只是这几十年下来,台湾反污染抗争的战场已经从街头的警民冲突,一路延伸到政治、立法、科学与学界、行政机构及法院。

从1980年代年就开始参与台湾反污染运动的陈信行认为,“台湾的反污染抗争是结合60余年的受害经验,以及20余年来不断抗争的结果。”这样的规模和经验累积,是美国加州硅谷环境运动都无法比拟的。

美国硅谷在高科技技术与发展的美妆下,早在1982年就爆发污染丑闻,许多电子业公司巨头如IBM都没有适当处理对有毒化学物质,当地居民饮用水中拥有超标29倍的剧毒物质。多年来虽有由居民、环保人士、高科技产业员工、紧急救护人员等组成的硅谷毒物联盟(SVTC),但动员能力及影响力都严重不足,志愿者比台湾RCA员工诉讼案的人数比例更少。“这就是美国环境运动的悲哀现实。台湾人还一直以为我们要向美国学习,但其实美国人在抵抗环境污染的组织力量之薄弱,比台湾更差。”

马环境运动缺少学界支持

陈允中

这也是陈信行想给马来西亚的借鉴:不必羡慕台湾。“马来西亚的环境运动确实缺少学界的支援。”台湾的社会运动一般得到学术界与科学界的大力支援。后劲工业区在获得政府拨出15亿回馈金后,反利用回馈金的利息来聘请科学家监督与研究工业的危害。工业区旁边的大学,由于不被归类为顶尖学府,得不到政府太多资源拨配,但他们却从社区得到基金持续生存与做研究。“这些都是学界和社区、居民的共生关系。”

即便如此,陈信行认为马来西亚不必悲观——尽管悲观可以使脑袋清醒与谨慎。“抗争的路是一点一点累积的,到了临界点就会带来巨变。这样的事情一再在不同的情境里发生,我相信马来西亚也会发生。所以一定要保持乐观,等待惊喜。”

绿色抗争

马来西亚反公害运动,自20年前霹雳红泥稀土山事件及砂劳越反水坝抗争就已经开始,只是关注与参与投入的人不足。

路还很长,慢慢走吧

长期推动社区组织运动的陈允中,总结社区组织者无论在抗争还是深耕社区,都须具备五种态度:(一)正义感:那是驱使行动的推动力;(二)走在人民前面承担更多风险和责任;(三)与各领域的专才、从学界到艺术界寻求支援,组成联盟。(四)进入社区要放下身段,展露诚意,真心向居民学习。(五)陪伴:借由聆听当地人的声音,寻找解决方案。而且,“承诺也很重要,如果你只打算去三天,请不要去;如果你有三年,那你才去。”

他以过去11年在香港累积的经验,分享当危机发生时,可以介入的方式和“社区组织模式”:从成立支援小组、扩大团结网络、游说政客、从事行动导向研究、社区调查、写故事;到透过媒体、行动、政策或法律、选举等进行倡议,都是必经过程。

“如果抗争成功,社区营造才能开始,并以迈向社区自治,居民自主民主、有社区意识,且懂得创新为目标。”在这过程中,推动社区产业、着重社会、文化及生态计划,办社区大学、重塑地方历史、举办导览、注重回收、农业等;改善邻里环境,建设图书馆、行人径、公园绿化;到社区政策如托儿服务、少数族裔支援中心等,缺一不可。

“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。白小的八年抗争就是个成功的感人例子。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,在任何社区抗争力,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”

如何撑过运动过程中的分歧与创伤?

在不同的领域持续抗争,总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。有时是组织里经历分歧与分裂,有些则是个人身心疲惫,却仍觉得做得不够多。在持续不断努力做改变的过程中,面对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经验,要如何处理与撑过运动创伤?

针对在场观众的提问,陈允中认为,抗争是一条长征路,必须慢慢走。“我22岁时,在香港遇到一位92岁的老太太,戴着‘反私营化’的牌子,在台上骂政府骂了10分钟。当时我很震惊,因为我一直以为投入社运到65岁就可以退休了,但原来有人坚持到92岁。我忽然就乐观起来了,我今年才45岁,还有50年的路,那么多时间,为何要悲观?所以,慢慢走吧,失败一场,就向下一场前进。做个长远的框架,思考自己要做什么。”他有时甚至劝学生离开蹲点去念书,因为一个好的团队,必须让人可以缺席与休息,然后再回来,轮流上阵主导。

黄丽嫣则表示,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几个世纪,不可能很快地就打败它,不可能通过一次示威就能改变现状。所以要把改变想成是一个旅程,并且要有目标。“如果你有长远的目标,尽管路途蜿蜒,你还是知道你的目的地。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就只能针对现状回应,无法掌握大局。这会耗尽你的力气,因此你必须要时时分析,这样就不会被压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