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主题演讲(一)】反思发展主义三大疑问 应着重包容性社会成长

报道/邓婉晴、周慧盈

主题演讲一

马来西亚独立将近一甲子以来,不间断追寻发展与现代化的图像,以经济成长作为指标,奋力迈向“先进国”与“高收入社会”的范畴。然而多年过去,我们不但在超英赶美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与目标,“发展”最终反而直接加剧贫富不均,损害族群与宗教友好关系,以及人文环境。国家走不出新的政治格局、社会亦缺乏竞争实力。马来西亚在追寻与强调发展主义至今,有三大疑问必须反思:首先,成长与发展的素质,包括社会包容心、经济竞争力、生态永续性,是否有时时反省?其二、在追逐成为高收入国的同时,国家对要营造一个团结及发展的平和多元社会,究竟有多重视?第三、在21世纪的全球化底下,国家未来的替代方案如何可能?

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荣誉教授、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(IKMAS)首席院士阿都拉曼恩蒙(Abdul Rahman Embong)在众意媒体于3月21日及22日主办的《发展的方式与超克:探寻社会进步的另类可能》研讨会主题演讲中疾呼,我们需要回溯马来西亚当初追寻现代化而立下的宪法、五大原则及2020年宏愿的基本原则,同时在经济成长以外找到新的论述,着重社会成长(Societal Growth),重视文化、价值、环境、社会平等、社会资本、人际关系、个人潜能、对多元有更多的尊重与包容。

他认为,唯有转移典范,超越族群论述,着重社会发展与正义,才能抵御强势的发展主义。

现代化的三个关键时刻

马来西亚史上,至少出现过三个试图定义或形塑国家现代化多重图像的关键性时刻。首先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期,联邦宪法界定了一个现代国家所需具备的基础性原则,包括公民权益与责任、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,并强调国家的世俗特质、族群与宗教多元。它让我们设想在现代团结的多元族裔社会,不同群体如何能相互尊重和接受彼此成为公民。

第二个决定性时刻是在1969年种族冲突事件后。《国家原则》(Rukunegara)在1970年8月31日宣布之际,前言阐明国家要迈向一个以科学与技术为主的团结、民主、正义、自由和进步的社会,颇具包容性和远见。若要建设这样的现代社会,就必须维护五大原则——信奉上苍、忠于君国、维护宪法、尊崇法治和培养德行。

上述两个关键性时刻都发生在独立后几年,当时也是国族打造的关键阶段,商品经济正透过工业化转型,发展政策和策略也朝往这个方向。随着马来西亚历经巨变的经济成长和东亚“经济奇迹”,第三个关键时刻成了阿都拉曼教授所说的“发展必胜”阶段(Developmental Triumphalism,或Malaysia Boleh,马来西亚能)。

1991年2月公布的《2020宏愿》强调马来西亚要在自己的模式中成为先进国,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国族(Bangsa Malaysia)。据2020宏愿文件所述,“马来西亚不应该只是发展经济。它必须是全方位完善发展的国家,包括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精神、心理和文化。我们必须完整发展,包括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、经济、社会正义、政治稳定、政府制度、生活品质、社会和精神价值,以及国家自尊和自信。”

有了2020宏愿的表述后,我们也开始有了其他的想象,诸如“文明化伊斯兰”(Islam Hadhari)及“一个马来西亚”(1Malaysia)。不过,这些都是2020宏愿和国家原则的变体,其社会基础性原则仍然原封不动。

发展主义导向的产物

马来西亚现代化背后所主导的发展意识形态就是发展主义(Developmentalism)。

他说:“发展主义是一个信条和一套意识形态,以国族打造之名施展社会工程演习,合法化国家在发展和废除权利的角色。它也是界定国家经济表现的信条,强调增长率、生活水平的提升成就。发展主义也直接或间接要求人们在拥有良善政体的福利后,必须时时心存感恩,并对政体忠心与全力支持。”

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(GDP)各种数据的提升和物质繁荣来测量,它被视为解决落后的万能丹,恢复国家尊严和自我价值,以及追逐发展西方国的脚步的必要途径。为了落实这样的发展,稳定性与持续性成为了必要前提。

于是,人们必须忍受独裁主义的法规,作为保障法治的途径,好为外国投资创造稳定性和信心。简言之,发展主义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一些条件,让国家主导社会、让后者默许和依赖前者,且国家的地位是毋庸置疑、不可挑战的。

在马来西亚,由于强势发展主义导向国家(strong developmentalist state)的存在,加上巫统主导的国阵政权长年屹立不倒,发展主义导向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政府各个发展计划中,也多少形塑了国家现代化的方向。

在过去数十年中,马来西亚已经规划并执行了各种长远愿景计划和五年发展计划,如新经济政策(1971-1990)、国家发展政策(1991-2000)等。这些国家主导的计划和方案,其中包括一些巨型计划和大型发展走廊,皆以私领域和市场作为成长的引擎,所强调的是透过不同政策快速达到高成长率,提升国家财富。

2010年在纳吉政府下的经济转型计划,以国家成为“高收入国”为目标,强调经济导向、管制良好、区域团结、创业及创新。解决中等收入陷阱,并在2020年以前成功转型成“富有”或“高收入国”成了马来西亚近几年的最新论述。

为了达到此目标,政府期望国民生产总值(GNI)在2020年提高到523美元,人均收入达一万五千美元,也就是把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七千美元翻转超过两倍。若要成真,经济每年成长率必须维持在6%左右。换言之,马来西亚正试图在短短数年内,即2020年以前成为现代先进国,这个目标是过去西方欧洲花耗了两百年、日本用了一百年才能达到的。

阿都拉曼

(左起)主讲人阿都拉曼恩蒙教授、主持人阿末弗亚

高不成低不就

我们在五年后即将迎来2020年,马来西亚现在在哪里?当国家在把论述从“发展国家”转向“高收入国家”,以收入和经济作为唯一量化指标,从前要打造一个团结、心理上自由、自由及正义的社会和国族,却已被淡忘,鲜少讨论。

事实是,在还未达致高收入国的境界之前,我们已陷入贫穷及不平等。2015年的公积金统计显示,75%的国民月收入少于2000令吉,15%介于2000至5000令吉,月收入超过5000令吉的只有10%。

根据公积金的算法,若要在55岁退休后领取每月800令吉的退休金长达20年,我们在退休之际必须要有19万6800令吉的存款。然而,今年只有20%的公积金缴付者拥有如此存款数额,这也意味着80%的55岁退休人士在今年退休后,只能以少于830令吉的公积金活在收入贫穷线下。公积金总裁也证实,一直到2020年,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。

为何如此?这是因为大部分公积金缴付者在1980年开始缴纳公积金至今,一直领取低薪。马来西亚的工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.6%(纵然政府计划在2020年提高至40%),测量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数为43.1(2013年),且各项债务逐年升高: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在2013年已达53.1%,逼近55%的法定上限。企业债务从2007年的79.9%至2013年达95.8%,家庭债务也从2006年69%直飙到2013年的83%,比率居冠全球,偿还房屋贷款平均占用收入的45%,情况堪虞。

“马来西亚现行的发展只有扩大经济鸿沟、族群分离,且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替代了‘马来西亚国族’这个共同身份,公民社会也围绕在族群和宗教的大框架中。国家走不出新的政治格局、文化依赖、缺乏竞争力、也没有认真检讨和实践曾经抛出的疑问。”

“我认为打造国族论述是对的,那是建立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的,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国族?包括什么条件?他需要跟各个社群、宗教与文化连结,更需要尊重及认肯多元。”

阿都拉曼认为,马来西亚要向前走,我们除了必须回溯当初为追寻现代化而立下的宪法、五大原则及2020年宏愿的基本原则;也不能只谈经济与利益,而要谈社会打造(Society Making),包括包容性成长(Inclusive Growth)、重视资源重分配、工资福利、环境、人文资本的重塑等。

“马来西亚在追寻与强调发展主义至今,有三大疑问必须反思:首先,成长与发展的素质,包括社会包容心、经济竞争力、生态永续性,是否有时时反省?其二、在追逐成为高收入国的同时,国家对要营造一个团结及发展的平和多元社会,究竟有多重视?第三、在21世纪的全球化底下,国家未来的替代方案如何可能?”

这些都是在马来西亚谈发展时,必须先正视与共同讨论的问题。

发展的怪兽推介

义腾研究中心总裁刘镇东(右一)为研讨会致开幕词时表示,新经济自由强调自由市场、金钱至上,政治也要靠边站,但香港雨伞革命及近年来的许多革命验证了,社会抗争最后还是必须回归政治途径。亚洲社会目前严缺对意识形态(特别是中间偏左)的辩论,我们需要重返社会民主主义,以及其它另类的论述,才能共同创造惠及更多人的平等社会。图为新书作者(左起)曾丽萍、杨洁、黄国富、张溦紟、黄孟祚、陈允中、陈信行。

(更多关于研讨会的讲座内容与文件,请参阅众意媒体网站:http://gentamedia.com/conference-proceedings/ )